石油城的孩子们

本报驻俄罗斯特约记者王月红

1998年到2001年，我随我先生在外高加索的记者站工作了整整3年。从生活角度来说，这个地区不仅没法和大都市相比，而且要比很多大家公认的不发达地区还要落后。但现在回想起那段经历，艰辛的成分虽然依然存在，但更多的是对这段时光的留恋。

石油城炎热又荒凉

我们报社驻外高加索的记者站是在1995年建立的，至今仍然是中国新闻机构在外高加索地区惟一的常驻记者站。阿塞拜疆是外高加索最大的国家，巴库是阿塞拜疆的首都，也是外高加索最大的城市，记者站“总部”理所当然设在了这里。

我先生是这个记者站的第二任常驻记者，我们是1998年夏天离开北京出国赴任的。北京与外高加索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直航班机，往来必须通过第三地中转，我们选择的是中国人最常走的传统路线：北京—莫斯科—巴库。

尽管我过去在读书的时候就知道里海岸边有个名叫巴库的石油城，但从来没见过，也无法想象巴库会是个什么样子。飞机一到巴库，这座城市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炎热加荒凉。7月份，正是巴库最热的时候，白天气温都在40摄氏度以上，这里不管穷富，家家都有空调，否则实在难以熬过漫长炎热的盛夏。汽车从机场驶向市区，道路两旁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举目远望见不到一点绿地，路旁随风摇曳的小树在烈日的曝晒下也打不起精神。说实话，我当时一看这种景象，连能不能跟先生挺过一个任期，自己都没了信心。

没想到，转眼间3年过去了。临行前的晚上，我最后一次走在巴库著名的步行街上，真的感到了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留恋。朋友开玩笑说，这是巴库，又不是巴黎，有什么可留恋的！可我却不这么想，当你真诚地与熟悉的城市告别的时候，巴库和巴黎就不存在什么区别了，更何况离开巴黎还有返回的机会，而再次返回巴库的机会却不是那么多了。

搬家如家常便饭

记者站设在巴库市中心的一个普通居民楼里，其用房是从当地人手里租的。房东是个小生意人，这套房子是他从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的。我们记者站组建的时候，正好赶上里海石油开发的浪潮，来自世界各地的石油公司纷纷在巴库安营扎寨，由此导致当地房价一路攀升，一套3居室的月租金可高达1200—1500美元，而且还供不应求。有头脑的巴库市民纷纷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出租给外国人，自己或者住到亲戚家，或者搬到郊外，光靠收房租日子就可以过得相当滋润。那些年，在巴库恐怕再没有比出租房子更容易赚钱的生意了，专门为外国人找房子的房虫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之间，一旦双方成交，他们就要提取相当于一个月房租的佣金。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们记者站几年之内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房子，总是不停地搬家。在我们到巴库之前，前任记者已经换过两处房子。我们来到记者站后又换了一个地方。最近听说后任记者也搬了一次家，这次终于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地方，只要房东不找麻烦，估计就算是记者站的“永久地址”了。

其实，我们记者站选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只要房子干净整洁、有水有电、附近有人看管汽车就行了。在几年前的巴库，就这些并不过分的要求却很难同时满足。有时候，中介公司推荐的房子挺不错的，有的还是那种高举架、厚墙壁的老房子，但一天两次定点供水却实在无法接受；有的地方水电都没问题，可附近没有停车场。有那么一段时间，巴库的偷车贼非常猖獗，光天化日就敢偷车，而且主要目标就是居住在巴库的外国人，一时间搞得外国人人心惶惶。实在没有办法，住在一个院子里的车主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花钱雇人白天晚上看着汽车。即便是这样，也不能完全保证汽车安然无恙。就在我们住过的一个院子里，看车人一不留神，美国人的一辆豪华吉普车就被人盗走了，从盗车贼接近目标到最后把车开走，前后不到两分钟。

巴库的房屋出租生意红火，但却缺乏相应的规范和监督机制，租房合同基本没有任何公证手续。中间人为了拿到介绍费，千方百计促成交易，只要拿到佣金，马上“逃之夭夭”，遇到什么事情再找他们，不是公司已经改头换面，就是电话总也打不通。这样一来，租房者的命运就只能取决于碰到一个什么样的房东了。

谢天谢地的是，我们在巴库工作期间接触的几个房东都是正派人，只是其中一个有点小气。他每次到记者站来都要仔细审视室内各种物件是否还在原位，一旦看到哪个地方有什么异样，马上会旁敲侧击地暗示我们注意。由于电费包含在房租里，他非常注意观察电表的运行情况，如果觉得用电已经超过他的“标准”，就会将一根很细的针插进电表里，电表随即就会停止走动。他第一次“扎针”的时候，把我吓了一跳。我脱口而出：你这不是偷电吗？他马上安慰我，说他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巴库的电价太高了。“不信你去打听打听，巴库有几家按数交电费的！”尽管如此，我们和他还是有言在先，这种事情一旦被发现，我们可不能承担责任。

治安乱不敢乱开门

尽管阿塞拜疆的社会秩序比邻近的格鲁吉亚要好的多，但毕竟还没有达到非常安全的程度，各种刑事案件还是时有发生。2000年夏天，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了一件震惊巴库市的绑架儿童案。那天中午，我们正在院子里刷车，几个和我们很熟悉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突然，我听见一个中年妇女发疯似的在院子里喊叫。她是一个有钱人家雇佣的保姆，她看护的两个孩子中那个小的被人用汽车拉走了。虽然这个案子没过多久就破了，但从那以后，孩子们都不敢单独到院子里去玩了。

在巴库常住的外国人多年养成一个习惯，从不随便开门让陌生人进屋。在租房子的时候，房东都会告诉你，不管谁敲门，即便是身穿制服的警察，也不要随便打开房门，谁知道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所以每当有人敲门，我都要先从“猫眼”往外看，如果是熟人，打开房门，如果是生面孔，绝对不开门。有时，有人来收电费或水费，我就先给对面的邻居打个电话，等他们确认无误后，我再开门。有一次，我们外出晚上11点才回来，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房门，只好深夜将房东请来。房东父子费了好大劲儿才打开了房门。他们怀疑房子里面有贼，不敢贸然进去，在门外等了好长时间，见里面没什么动静，才小心翼翼地进去，并逐个检查房间，直到确认没有危险才松了一口气。

邻居有高官大款

阿塞拜疆人性格比较外露，当官的爱“摆谱”，借机显示他们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有钱人爱“摆阔”，提醒大家他口袋里的钱比别人多。我们刚到巴库不久就领教了一次权势的厉害。一天晚上，我正在家里休息，楼下看车人风风火火地跑来敲门，我问他什么事，他要我马上下楼把车挪个地方。我下楼后，看见一个40多岁的男人站在院子中央，不耐烦地对我说：“谁让你把车停到这儿的，这不是你的地方！”我反问他：“那我应该把车停哪里？”他没好气地说：“这不关我的事，找你自己的地方去！”看车的小伙子小声对我说：别跟他吵，赶紧腾地方。当时我的车技还不过关，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车重新放好。这时候，大人物早已走了，我问看车的，他是谁呀？这么牛气！看车人是从纳卡来的难民，只知道他是“大人物”，但说不出他到底是什么人。事隔不久，有一次我到总统府去办事，迎面碰上这个“大人物”。这次我终于搞清了他的身份，是总统办公厅主任助理，以后我们在院子里相遇，都会点头示意。

我们院里的另一个“特殊人物”是国家海关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弟弟。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是商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做什么买卖的，反正他非常有钱，在这个楼里就有4套住宅，出入前呼后拥，有专职司机，还有私人保镖。我们住的地方离海很近，蚊子比较多，这个大款专门雇人每天在他家门前喷洒杀蚊子的“雷达”。这座楼的走廊已经非常陈旧，自从大款入住以后，崭新的地板砖一直从一楼铺到他家门口。最让大家感到惊讶的是，大款为了保卫自家人的安全，在一楼入口处隔出一个小房间，建立了私人岗哨，24小时警卫。打那以后，闲散人员无法进入楼内，我们其他住户也因此而享受到有钱的好处。▲

巴库市中心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