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

当下，我们已然迈入一个以互联网+、大数据、云储存、智能算法为核心表征的“数字化时代”。近日，学术期刊《新闻与写作》在刊首语中聚焦数字化时代的政治传播，并组织专题“数字技术下的政治传播：趋势与进路”，就相关论题展开探讨。

荆学民在《刊首语》中指出，“数字化时代”对于政治传播的意义在于：它深刻地持久地“永不见底”地改变着现有以及未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同步重构着任何制度体制下的政治生态，进而也创制出种种“政治传播”的新领域、新面貌、新形态。周葆华等基于“新媒体事件”在“两微一端”上的传播数据，对传播关键节点进行跨事件、跨平台的计算传播分析，把握不同平台传播关键节点的分布特征，理解当下政治传播与网络舆论生态的关系。庞金友等对我国政治传播和权力监督机制的关联与变化进行总结，探讨数字技术加持下的政治传播何以支持或阻碍权力监督的展开，提出以政治传播数字化建构新型权力监督机制。任孟山等从技术演进脉络下观察国际传播格局与政治格局的历史变迁，通过对史实的总结归纳，预测ChatGPT时代国际传播动态格局的可能图景。何晶通过“数字分层”这一概念，明晰当下中国政治沟通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把握各社会阶层的数字政治表达及其互动关系、寻找构建良性数字政治沟通的策略。王珏为专题撰写推荐语，认为四篇论文为我们在把握“数字化”这一关键的历史条件下，推动政治传播更好地嵌入并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示。

何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政治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

社会分层是形塑政治沟通场域中权力关系的结构性要素。数字技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与社会分层系统表现出复杂的相互关系。要理解今天的政治沟通，对数字技术与社会分层之间关系的把握是必要前提，本研究通过“数字分层”这一核心概念，以中国为具体观照对象，试图明晰当下中国政治沟通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并对如何做出回应提供思路。研究认为，数字分层情境下政治沟通的核心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不同社会阶层间数字沟通机会和能力的不平等、社会上层和中层对下层和底层的话语抑制以及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对话”难题。本研究提出的相应解决思路在于增进和提升社会下层和底层的数字沟通机会及能力、增进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数字沟通以及促进不同社会阶层间良好的线下沟通。

关键词：

数字技术；社会分层；政治沟通；数字中国

一、从社会分层到数字分层：理解数字时代的政治沟通

（一）社会分层与数字不平等
（二）社会分层视野中的数字分层

二、数字分层情境下政治沟通的核心问题

（一）不同社会阶层间数字政治沟通机会和能力不平等问题

（二）社会上层和中层对下层和底层的话语表达抑制问题

（三）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对话”难题

三、数字分层情境下政治沟通的关键进路

（一）增进、提升社会下层和底层的数字沟通机会及能力

（二）增进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数字沟通
（三）促进不同社会阶层间良好的线下沟通

四、结语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智能时代，数字技术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已毋庸置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坚定不移建设……数字中国”，将“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确立为“十四五”时期加快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之一。这都体现了数字技术的基底作用。

数字技术无处不在，也渗透于政治传播的场域之中。数字技术使“无名者”登上历史舞台、为弱势群体赋权、帮助弱者实现抗争等已成为解读数字技术在政治传播层面的影响的常见框架。数字技术作用下公共话语空间如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圈层化传播也体现了数字技术的区隔效应。事实上，数字技术对政治传播的作用包含多重面向，正如以社会分层为体现的社会成员构成状况是重要的社会基本面，是准确认识一个国家政治与社会的关键视角，[1]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政治沟通是观测数字技术宏观影响的重要维度，也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审视国家政治动态的关键路径。同时，积极促进阶层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被视为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重大目标的基础之一，[2]那么，从数字技术和政治沟通的角度来审视阶层关系，探寻构建和谐阶层关系的路径，亦凸显其现实意义。

一、从社会分层到数字分层：

理解数字时代的政治沟通

（一）社会分层与数字不平等

数字技术所引发的不平等现象，一直以来是人文社会科学取向的数字技术研究的核心问题。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数字不平等（DigitalInequality）、数字排斥（DigitalExclusion）等是描述和解释此类不平等现象的关键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数字鸿沟”概念，指出了信息传播技术（ICT）在国家、地区和群体间的发展不平衡状况；“数字不平等”概念晚一步产生，明确了这种不平衡状况的社会后果——导致不平等，重在弥补数字鸿沟概念中对数字技术使用者内部差异及其产生机制与影响的忽视。[5]数字排斥指出了先进的数字技术在赋予人们更多权利和机会的同时，也将社会当中的某些人群尤其是那些弱势人群排除在外。数字不平等与社会分层的联系在于，数字不平等的前提和结果都与社会分层紧密相关，即数字不平等产生的原因在于社会人群结构上存在的不平等，尤其是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同时数字不平等又会再生产或者加强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数字不平等与社会分层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观察数字时代的社会分层状况，对数字技术变量的采纳必不可少，数字不平等则是一个重要视角。

政治沟通（PoliticalCommunication，国内也常译为政治传播[6]）的核心是基于各政治主体的政治表达而形成的互动、对话、协商。从宏观社会结构出发，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表达及其互动构成了政治沟通的整体性场域。那么在数字时代，当人们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倚重数字技术之时，我们自然会问：数字技术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政治沟通具有何种关联？尤其是，具有再制不平等倾向的数字技术对于政治沟通究竟具有何种影响，会为政治沟通带来怎样的问题，如何因应可能产生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被认真考虑的议题。因为政治沟通是政治活动在信息层面的基础性活动，没有政治沟通，政治活动也无从谈起。无论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还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健康、理性的政治沟通场域的建设都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

（二）社会分层视野中的数字分层

要在社会结构的框架下理解数字时代的政治沟通，对数字技术与社会分层之间关系的把握是必要前提。

布尔迪厄意义上的资本，具有“产生收益的潜能，并在相同的或扩大的形式上再生产其自身”，[7]它“既是权力工具又是进行权力斗争的赌注，对不同类型资本的拥有确定了所属的阶级，不同类型资本的分配决定了在构成权力场的力量关系中的位置，与此同时决定了在这些斗争中有可能采取的策略。”[8]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成为从个人到机构乃至国家所倚重的发展性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数字资本（digitalcapital）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在社会学领域，数字资本是从布迪厄有关资本的研究中延伸出来的，被视为区别于主要的资本形式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从属资本形式。数字资本即一个人在线行为的能力、可触达的范围和复杂程度，它可以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相互转化，[9]型构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地位。拉涅达（Ragnedda）等人进一步提出了“数字资本指数”（DigitalCapitalIndex，DCI），其中数字资本由“数字接触”（数字设备、可连接性、使用时间、支持与培训）和“数字能力”（信息素养、沟通合作、数字内容创造、安全性和问题解决）两大维度构成。[10]需要说明的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数字资本另有内涵，它“是在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之后的第三种起支配性作用的资本样态”，其“核心是对一般数据的攫取和占有，并从中牟取大量的利益”[11]，与数字资本主义紧密相关。本文是在布迪厄的传统之下使用数字资本这一概念，即讨论个体层面上的资本形态。

当数字资本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维度时，数字分层也成为审视当代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角度。所谓数字分层，即根据人们所拥有的数字资本对社会人群做出的划分，类似于美国最早形成的“信息拥有者”（infromationhaves）和“信息无产者”（informationhave-nots）两级划分模式、邱林川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提出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信息中下阶层”（informationhave-less）[12]等。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显现，以数字资本为分层标准的实证研究也随之出现。在中国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根据数字化意识、信息通信技术的接入和使用、信息内容的获取、利用和创造、数字化信息素质、数字化凝聚力等要素，提出了数字精英社群、数字富裕社群、数字中产社群、数字贫困社群和数字赤贫社群这样的数字化社会阶层结构框架。[13]在本研究中，借鉴前述这项研究的分类模式，并参照陆学艺等人对社会阶层五大等级的划分（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底层）和孙萍等人对网络空间社会阶层的划分（上层、中层、下层）[14]，以数字资本为分层标准，将网络空间的人群结构划分为数字上层、数字中层、数字下层和数字底层。数字上层是那些能够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服务于个人学习、职业发展或生活需要，有较高话语权、能够实现对公共话题的表达和引导的人群；数字中层是能够利用数字技术服务于个人学习、职业发展或生活需要，有一定话语表达意愿和能力的群体；数字下层是能够进入数字空间、具有基本数字操作技能的群体；数字底层指的是那些没有物质条件、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采纳数字技术、尚未进入数字空间的人群。[15]需要说明的是，数字分层并非与社会分层严格对应，如在《中国数字化社会阶层研究》中，作者也明确指出“数字中产社群不一定是与传统社会生活中所谓的‘中产阶级’严格对应的。传统的经济贫困和‘次贫困人口’也可以通过草根性质的信息通讯技术市场……购买到价格低廉、具备基本数字化功能的设备，从而实现数字贫困向数字中产的跨越”。[16]数字分层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凸显了数字技术对于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它既说明了数字技术作为当代社会个人所拥有的关键性资本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其内在具有的能够对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做出“区隔”，甚至是导致不平等的社会功能。

二、数字分层情境下

政治沟通的核心问题

将数字分层这一变量引入政治沟通的场域，会得到对网络空间的政治沟通格局更为清晰的认识。我们会发现现实世界的社会阶层关系在网络空间得以复制，不同社会阶层在数字设备、互联网近用和数字技术使用能力上的差异再生产了其在政治沟通行动中的差异，数字分层所产生的不平等，也为网络空间的政治沟通带来阻力。这其中的核心问题主要表现在：不同社会阶层间数字沟通机会和能力不平等问题；社会上层和中层对下层和底层的话语抑制问题；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对话”难题。

（一）不同社会阶层间数字政治沟通机会

和能力不平等问题

数字不平等既存在于社会阶层之间，也存在于性别、种族、国家、地区、城乡之间。关于数字不平等与社会阶层的研究表明，这两者间具有互构的关系，即“数字不平等作为中介，一方面再现了线下社会分层，另一方面以强化或重塑的形式对社会分层起到反向作用。”[17]一项基于中国2018网民社会意识调查和2017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支撑，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信息使用行为，信息使用行为也会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获得。[18]这一基础性关系同样投射在政治参与/政治行动领域。

首先是数字不平等带来的参与数字政治沟通的机会不平等问题。对于网络空间的政治沟通行动而言，进入这一空间是第一道关卡，数字设备和连入互联网通道的获得起到决定性作用。在这一点上，不同社会阶层的机会差异明显。这一点也即体现为数字鸿沟的接入沟。早在1995年7月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发布的《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项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就呈现了当时美国社会不同阶层人群采纳和使用互联网的差别，那些居住在城市市区，受过大学教育、收入较高、年龄在55岁以下的白人男性更容易接触互联网。[19]虽然尚缺少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数字设备占有和互联网接入的详细数据，但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83.1%、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61.9%[20]的这组数据至少可以说明，在社会分层中被划入中下层和底层的农民阶层，其接入互联网的机会低于城市各阶层人群。

（二）社会上层和中层对下层

和底层的话语表达抑制问题

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空间，已成为新型的政治表达空间。[23]在这一场域中，亦表现出不同社会阶层话语表达权的不平等以及强势阶层对于弱势阶层的话语抑制。

孙萍等人的研究发现，在2009-2018这十年间，中国网络媒体上的话语表达权持续分化。2018年，在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70.04%的表达代表了上层的声音，28.8%代表中层，只有1.08%代表下层。具体到各社会阶层而言，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及国家管理者和政治家在社交媒体上的话语呈现占到了绝大比例，占比分别为50.67%、24.43%和18.91%；而更低的社会阶层如产业工人、农民和无业人员所拥有的话语呈现仅占到了极小的比例，分别为0.38%、0.44%和0.26%。[24]这一网络空间话语权的阶层结构与现实世界的阶层结构（下层占59.9%，中产阶层占33.8%，上层占6.3%）形成了极大反差。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网络空间里社会中、上层对于下层和底层话语空间的挤压和对其话语表达权的抑制。

（三）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对话”难题

数字技术扩大了各社会阶层的话语空间，即各阶层都可以在网络空间里找到自己的发声之所。但也正是由于数字技术的现实化运用，“信息茧房”“圈层化传播”[26]等效应的存在使得不同阶层间的政治表达呈现出向内发展的特征，即网络用户更易于稳定地接受在既有认知和接收框架里的内容，之外的信息和表达难于进入其视野，这意味着不同阶层的表达更多的是一种在本阶层内部可见的表达，尤其是下层和底层。

数字技术的发展会加速各阶层政治表达向内发展的态势。比如最新的ChatGPT4技术，由于训练良好的机器会在与用户的持续对话中不断生产出更加智能、更加契合用户心理和接受习惯的“优质”信息，从而使用户越来越依赖这样的信息提供者，这将导致“深度信息茧房”现象的出现。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来看，这意味着基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要素的社会分层结构会更加稳定地在数字政治沟通中发挥其区隔作用，虽然各社会阶层的网络政治表达有了更多空间，但再往下一步，不同社会阶层间互动与对话的实现分外艰难。

数字分层情境下政治沟通的上述核心问题，源自由于各阶层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导致的其所拥有数字资本的差异。社会下层和底层，因其拥有的数字资本较少或几乎没有，大多数也处于数字分层体系中的下层和底层。当然，也有部分下层和底层成员，得益于在中国数字设备和互联网较高的可及性，在那些具有较低技术门槛的数字平台上，实现了在数字分层体系中某种程度上的“阶层跃迁”。这也让人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所在。

三、数字分层情境下

政治沟通的关键进路

鉴于数字政治沟通活动中所存在的分层效应以及阶层不平等问题，即主要表现出来的不同社会阶层间数字沟通机会和能力的不平等、社会上层和中层对下层和底层的话语抑制以及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对话”难题，相应地，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进路就在于增进和提升社会下层和底层的数字沟通机会及能力、增进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数字沟通以及促进不同社会阶层间良好的线下沟通。

（一）增进、提升社会下层和底层

的数字沟通机会及能力

媒介近用和公众媒介使用能力的提升是解决因媒介技术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核心思路之一。相应地，增加数字设备和互联网的普及率是硬件层面上的必要工作。就中国社会而言，这一问题在持续得到解决。从互联网普及来看，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较2021年12月增长3549万。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83.1%，较2021年12月提升1.8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1.9%，较2021年12月提升4.3个百分点，并实现了“市市通千兆”“县县通5G”[29]，截至2022年6月，我国现有行政村也已实现“村村通宽带”。截至2022年底，全国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1.76亿户，全年净增1862万户，比上年增长11.8%，增速较城市宽带用户高出2.5个百分点[30]。这表明，中国正在努力解决数字技术的接入沟问题。

因此，提升下层和底层的数字沟通能力，任重道远，这不仅仅是数字操作技能提升的问题，还牵涉其数字表达意识、表达能力、表达技巧等多个方面的提升。

（二）增进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数字沟通

解决数字沟通问题，取决于多种因素。从技术角度来讲，调整技术设计如学界呼吁已久的对算法的优化是一个方向。如在算法推送的参数设计中，增加跨阶层的指标，可以让不同职业、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的用户有机会“刷”到自身圈层之外的内容。目前如抖音的“新农人计划”这样为扶持平台“三农”内容创作开放的通道，除了助力乡村振兴、给予农民更多线上营销农产品和分享乡村风貌的机会之外，也具有赋予底层更多可见性、为其扩容话语空间的积极意义。如果能够在技术层面更进一步，给予底层更多“出圈”可见的可能性，对于增进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沟通，将是重要一步。虽然看见未必关心，关心也未必行动，但数字时代政治沟通的一大悖论在于“可见”之“不可见”，即表达的可见性大大增加，但因为信息茧房效应的存在，表达被用户或算法主动隔离、不可见的几率也大大增加。这与传统媒体时代受众的选择性接触机制形成鲜明对比。即彼时受众虽然也有选择性接收信息的主动权，但因为信息总量和信息接收渠道有限，在其选择的过程中总有一些信息让其短暂驻足，类似于在算法时代被偶尔“刷”到，这样不同社会阶层的表达总有跨阶层可见的可能性。但在今天个性化推送主打的信息接收场景之下，异质性信息被“刷”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

因此，从技术层面上解决数字表达信息的跨阶层流动，是增进不同社会阶层间数字沟通的基础性步骤。从彼此可见到互动协商，将是一个或许很漫长的过程，但技术带来的无限可能也令人对其怀有期待。

（三）促进不同社会阶层间良好的线下沟通

没有纯粹的线上空间，线上线下是交融的。数字时代的政治沟通以线上政治沟通与线下政治沟通的相互渗透为基本特征。如前所述，线上阶层关系是现实世界阶层关系的投射。因此，增进网络空间不同社会阶层的数字政治沟通以现实空间阶层关系的不断调适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以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种以市场机制作为基础性手段配置社会资源的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改革开放前以身份为依据的社会分层机制，我国社会出现原有阶级阶层的分化与重组。[32]由改革开放前“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稳定架构，演变为新兴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多种社会阶层并存的格局。如202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就主要包括了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市场要素作用下各阶层对自身利益的主张和阶层利益的分化、个体自主性和阶层意识的不断增强，使得阶层矛盾和阶层冲突不可避免。新媒体技术条件下利益表达的便捷性亦使阶层冲突外化，网络舆论场中的话语分歧乃至话语撕裂不仅是持有不同立场人群的话语之争的后果，也是不同社会阶层间利益诉求产生冲突的显现。

由此出发，一方面，加强阶层间的沟通与交流、“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33]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不断通过制度建设来缓解阶层利益冲突、调适阶层关系、构建利于各阶层展开对话与协商的社会氛围，是网络空间里能够实现各阶层良好数字沟通的现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阶层关系问题，并在持续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协调阶层关系的宝贵经验。步入新时代，党中央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协调阶层关系的重要战略定位，[34]围绕这个定位，以阶层结构优化为促进阶层关系和谐的基础，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促进阶层关系和谐的动力，以实现公平正义为促进阶层关系和谐的根本途径，[35]着力构建良好阶层关系，凝心聚力实现共同奋斗目标。这些既是构建良性数字政治沟通的现实基础，也对以数字政治沟通促进和谐阶层关系、服务现实政治提出了具体要求。

因此，面对数字分层所带来的各阶层线上政治沟通的不平等，核心应对思路是缩小差距、减少不平等、增进沟通，具体策略即见诸于提升中下阶层的数字沟通能力、增进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数字沟通以及促进不同社会阶层间良好的线下沟通。也就是说通过线上、线下两个空间齐头并进。线上空间一方面着力增强社会下层和底层的数字资本，使其至少转变为数字分层体系中的下层或中层。另一方面调整社会上层和中层的数字资本运用，使其在数字内容的创造和表达上，能够使用社会下层和底层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话语，以增加阶层间对话的可能性。就线下空间而言，则在于通过政策手段调节阶层关系，构建良好的沟通环境。

四、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数字中国建设明确为“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这其中，数据是基础要素，数字技术是底层架构，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是根本目标。这一转型过程覆盖经济、社会、政府多重空间，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多领域变革。从社会空间和政治治理的维度来看，数字技术将社会空间的阶层关系带入线上空间，不同社会阶层的线上政治参与实践型塑了网络舆论空间的面貌，后者既是数字政治沟通的结果，又是数字时代政治治理的重要参考、甚或是政治治理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深入研究、准确把握各社会阶层的数字政治表达及其互动关系、寻找构建良性数字政治沟通的策略路径，是服务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数字中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之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36]这条现代化之路是在数字时代展开的，这就使其建设方式具有鲜明的数字特色。以人口规模巨大为例，如何使如此规模的人口统一认识、凝心聚力，共赴中国式现代化之约，有必要考虑通过怎样的数字技术手段来实现这一点。让各社会阶层利用当下便捷、开放的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在对话和协商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在分歧与合作的辩证运动中逐渐走向融合、形成共识，当是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进程中在凝心聚力这一层面的理想路径之一。

总之，技术进展不断更新着社会实践的场景，当数字分层不可避免地作用于政治沟通实践并带来现实后果，同时也为未来的国家建设和发展开创了更多的可能性，如何因应其变就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探寻其服务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路径就是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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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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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本文的讨论中，更倾向于译为政治沟通。因为汉语语境下，“传播”总是带有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的含义，更具单向色彩；而“沟通”更强调传受双方的互动性和平等性。俞可平也曾提到他更愿意将PoliticalCommunication译作“政治沟通”，“在特定场合下才译为‘政治传播’”，因为“政治沟通的意义更广泛一些”，可参见俞可平：《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现代传播》，2015年第9期，第73页。[7]Bourdieu,P.,“TheFormsofCapital”,inRichardson,,HandbookofTheoryandResearchfortheSociologyofEducation,WestportCT:Greenwood,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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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写作》2023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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